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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台湾的改革完全失败，而且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话。一个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同志拿了诺贝尔奖之后回到台湾，成为台湾非常重视的学术权威。他说台湾教育真是太差了，为什么一试定终身？这叫“一刀毙命”，不可以的，应该把美国的制度引进来。什么制度呢？你要考SAT，就是统考，一年几次。然后还有甄选，包括写介绍信、你的社会工作、社团活动等等，同时还像美国一样建立更多更多的大学，让人人有学上。听起来很有道理，到最后什么结果呢？大学多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大学招生总额超过应考人数的120%，就是说，只要你考，就能上大学，7分就可以上大学。你说这是什么教育，这叫什么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李远哲这个人根本不懂教育，他完全不知道美国的教育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的本质是公正。表面这一套台湾都学会了，但本质没学会。那我请问你，美国的教育公正表现在哪里？2002年小布什通过一个法案，叫做《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王牧笛：我们是这么翻译的，这个翻译是有缘由的，1999年张艺谋有一个片子叫《一个都不能少》，因为大洋两岸是差不多的时间，所以这样翻译。问题是10年过去了，这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一个都没有改。
郎咸平：对，我们一个都没改，但美国改得很厉害。美国这个2002年法案很复杂的，我就把它拿到我们中国来用，这个法案什么意思呢？以北京为例，假如说这个学校师资不够、设备不齐，政府就有责任把它的师资提高、补足它的设备，让它和四中是一样的。
王牧笛：北京四中。
郎咸平：对，然后如果给你三年时间，你还是没做好，那么就给这个学校的学生一个权利，所有学生都可以去上四中，可以挑自己认为好的学校，上了这个好学校之后，如果英文不达标、数学不达标、语文不达标，怎么办？国家出钱让你参加辅导班，帮你补习语文、补习英文、补习数学，这就是美国人干的事。为什么？因为它要给每一个学生一个公平的起点，每一个人必须在一样的学校、一样的师资、一样的设备等情况下茁壮成长，而不是搞重点学校，这就是美国。所以它这个2002年的计划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反讽，我请问你，我们这边做得到吗？
王牧笛：在我们这边，四中先闹腾起来了。
郎咸平：所以话说回来了，美国的高中尽量是弄成一样的。当然，美国也有重点中学，比如说纽约有一个叫史蒂文森高中，一个叫布朗士科学高中，都是非常好的学校，进这两个学校一定要考试。当初我儿子初中毕业的时候叫他去考，他考上了布朗士科学高中，他问我说要不要去念，我说念这个干嘛，那么远，每天上学花一个多小时时间，你吃饱撑着了？干脆到我们家对面去上学算了，走路5分钟就到了。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的。
王牧笛：水平也差不了多少。
郎咸平：有什么差别嘛，教育资源平均分配的嘛。我跟你讲，我想告诉各位父母，一个小孩子的成功是靠一生的积累，不是找一个亮点，你千万不要说我逼你考上北大、逼你考上清华，然后就是成功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个人的成功是靠长期的积累，所以你要让小孩子对他人生的追求有兴趣，这个最重要，而不是说你叫他做什么，目前我们完全搞反了。我在念初中的时候，那是很早以前了，我们也搞重点班，老师怎么选拔的呢？就是要到他家去补习。当时我有很多原因没去补习，结果呢，我升到初三的时候就把我放到非重点班，还不只是非重点班，而是那种不升学班。
王牧笛：我小的时候就有放牛班、重点班，或者三六九等的班级。
郎咸平：我太惨了，我才14岁就被分到放牛班去了。那时候我就开始学木工，准备出来到木工厂打工去，那是我以前的生活。我特别痛恨这种制度，我想通过我的例子来告诉各位父母，我初中念过放牛班，好不容易跌跌撞撞考上高中，然后考大学考了二本。如果说我今天混得还可以的话，我想告诉各位父母，一个人的成功是靠长期积累，你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大学的闪光点就逼迫你的孩子放弃他的人生。
王牧笛：放牛班也有春天。
闫肖锋：郎教授在14岁的时候已经种下了反叛的种子。
郎咸平：没错，我最恨的就是我们内地、港、台的教育。
闫肖锋：如果把你分到快班，说不定你变成庸庸碌碌的。
郎咸平：真的有可能。我再扯一句话，当时我在念放牛班的时候，我在19班，比较差了。然后3班有一个同学，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马学勇，长得又高又帅，全年级第一名。我经常远处看着他，羡慕得不得了。这个人一直受到学校的呵护、父母的呵护，太顺了，我去沃顿商学院念书的时候，他比我早一年去，我这一辈子是跌跌打打出来的，所以非常习惯于挫折。我事情处理得很好，可是他不行，他考博士资格考试，第一次失败，从此消沉，然后消失了，他去哪里，我都不知道了。他的抗打击能力非常差，因为他这一辈子太顺了。
王牧笛：这就跟丘成桐教的一个得意门生一样，12岁上大学，18岁拿博士，非常地天才，学习成绩特别好，后来疯了。
闫肖锋：这就是一个悖论，越是倾向于精英教育，越会培养出庸才。而这种普众化、大众化的教育反而会出英才。
郎咸平：立足点平等就会出英才，才能在这个公平的制度之下真正孕育出一批人才，因为他们念一样的书，玩一样的游戏，做一样的工作，他优秀，那他就是人才。我们现在不是，我们整个制度，包括我刚刚讲的“华约”等等，就是特意地制造一些所谓的权贵分子出来，而且难以达成共识。
我们究竟错在哪里
在一个完全不公平的社会里面一试定终身是最公平的。如果是一个公平的系统，像美国一样，那就不需要一试定终身。而现在我们的联考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打破这个公正，那这个改革一定会失败。
王牧笛：提到共识这个概念，美国50个州都同意2002法案，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因为美国是州政府管教育。
郎咸平：因为他们理解教育的本质是公正。咱们就缺乏共识。
王牧笛：而且美国总统在每次竞选演说的时候，都会把教育放在一个跟国家的存亡、安危相关的高度。1983年里根就说，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他们把教育上到那么高的一个地位。
郎咸平：人家是越改越好。比如说统考是一个方式，非常公正对不对？其他呢，你会跳舞吗，你会唱歌吗，参加社团活动吗，参加社会工作吗，这些都是公平地来评估的，那可不是说你们家有权有势就可以造一个假的证件，这在美国是非常严格的。另外，美国的老师写介绍信，包括我以前在美国当老师给学生写介绍信，都非常注意的。为什么？因为如果学校知道我推荐的学生是很差的，发现我骗了它，我就被列入黑名单了，以后我再写，也没人听我的，没法混了，这个太严重了，所以我写介绍信非常认真的。这是什么？这是公正的表现。美国的整个系统是公正的，因此他们可以用非考试成绩作为取舍的标准。它系统的公正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公正的选拔体系，还有一个是公正的基础教育，这两个都要公正。但问题在于今天我们所聊的“北约”、“华约”自主招生，可能先天是不公正的，这两个都没有。
王牧笛：自主招生首先有一点不公正，就是它会有选择性地关注几个重点地区的重点高中，其他的，比如说师资力量比较差的，它就不纳入考虑了。
闫肖锋：实际上美国人更懂老子的《道德经》，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我们现在是损不足而补有余，让重点的越重点，差的就没人去了。
郎咸平：更可笑的是我们的户籍制度，北京的学生550分就可以念北大、人大，这个成绩拿到山东去的话，我看上二本还差不多。
王牧笛：我是2001年进北大的，我们班有40个人。
郎咸平：你是北京户口吧？
王牧笛：不是，我是东北的。
郎咸平：那你水平不错。
王牧笛：我们班最高分跟北京生源的最低分差100分，同一种考试差100分。
郎咸平：这就是不公正。
王牧笛：其实这不光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比如说前苏联，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自主招生，也出了很多问题。当时莫斯科大学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学，收的全是莫斯科人，莫斯科大学成了莫斯科人的大学。就跟现在说北京大学成为北京人的大学一样。
郎咸平：是北京人的大学，北京人考容易得多得多，是不是？
王牧笛：所以前不久北京有个学生家长就闹了一次，说是我们给你北京交税，在你北京工作，唯一就没有北京户口，但我们孩子高考还要回到原籍去。
郎咸平：这就是我们国家这些教育改革的官员对这种不公正的事件视而不见，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权力的傲慢让他们为所欲为，他们从来就不考虑能不能给每一个小孩子公平竞争的环境，多可怜啊！
闫肖锋：中国的教育资源是所有不平等里面最不平等的。比方说北京，北京现在有大约30万农民工子弟在这里就学。以前是农民工在北京打工，然后让自己的子女跟在身边上学。现在反过来，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子女能够在北京上学，然后到北京去打工。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当地得不到很好的教育，而北京是教育资源极其集中的地方，这又是一个不公正。然后这些小孩面临中考和高考这两个关的时候非常痛苦，你说他们回不回去？你高考在北京是不接受你的，你一定要回原籍去考，但是回原籍去考，那太难考了。
郎咸平：这就是整个考试机制的不公正。
王牧笛：前不久有著名的网站做了个问卷调查，问中国民众对哪些部门最不满意，结果是满意度倒数第一的是教育部门，倒数第二的是铁道部门。除了统考，自主招生里面还有一个叫高校个性考试，我看了就奇怪，我说现在中国高校有个性吗？它自己要拿高校个性做考试，现在所有的高校都已经被官文化格式化了，不存在有什么个性的学生。肖锋兄最早在微博里面转载过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考题是吧？
闫肖锋：对，就是如果老子和孔子打架的话，你帮谁？郎教授，你帮谁？这个问题您怎么答？
郎咸平：那我考不上了。
王牧笛：您跟陈省身回答那个奥数的感觉是一样的。
郎咸平：对，我回答不了了。
王牧笛：包括北大孔庆东出的自主招生题，语文题的最后一道作文出的是《请分析周杰伦和雷锋的异同》，这个自主招生是具有高校气质的。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也是自主招生的一个导向性的问题，就是所谓对人才的选拔到底是要一个通才或者是一个全才，还是一个专才或者一个偏才？比如说很多学生在青少年的时候会固守自己的兴趣或者爱好，固守自己某一方面的特长，这次自主招生，包括自主招生的章程，说要选拔什么呢，要选拔特别出色、特别优秀的。那现在很多媒体就发问，什么叫特别呢，这个特别怎么来理解呢？比如刚才说的偏才，蒋方舟，清华大学招了这个90后美女作家，很有个性的一个女孩，被招到清华大学，引起好大的非议。还有韩寒，最近一段时间网络上一个很著名的帖子，就是央视《对话》栏目曾经把韩寒请去了，还请了跟他相对应的几个人。韩寒的数理化一塌糊涂，就是写文章写得好，这个叫偏才。其他的学生就是全才，什么三好学生、学生干部、成绩好，其中有一个还是我的同班同学。但是这个帖子说，10年过去了，韩寒现在成了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的博客可以影响中国人的很多思维方式。那几个学生纷纷到美国华尔街了，嫁给外国人了，去做投行了。他们是不同的路径。
闫肖锋：实际上我觉得目前的这种教育体制，以及教授的评判标准是容不了这种偏才的，因为他们本身已经习惯于用那种统一标准去选拔学生。比如说以前北大是有选过这个沈从文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沈从文的数学应该是0分吧。钱钟书的数学是2分。据徐特立回忆，毛泽东的数学也是2分。这样的2分的学生，我不相信现有的教育体制能够把他们选出来。
郎咸平：那是表面现象，说沈从文考0分，这不是问题的本质，大家不要把这个做一个过度的解读，认为这样才能选拔出好的学生。不是的，而是当初的选拔是非常公正的选拔，我想请问你今天有吗？就是说要公正。如果你是个不公正的体系，只有考试没有别的，用一试定终身，这个还是比较公正的。
王牧笛：等于是公正构成了前提，而所谓个性的发扬构成了它的一个延展。
郎咸平：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台湾、香港、大陆的教育制度会衍生出一试定终身？因为到最后你发现这是最公平的，在一个完全不公平的社会里面一试定终身是最公平的。这个推行下来的结果，抱怨是最少的。如果是一个公平的系统，像美国一样，那就不需要一试定终身。而现在我们的联考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打破这个公正，那这个改革一定会失败，就这么简单。
王牧笛：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即便我们对实行这么长时间的高考制度的种种弊端有种种的质疑，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公正性。它这个一试定终身本身就赋予了中国教育体系一个公正。虽然它是冷冰冰的。
郎咸平：对，虽然是冷冰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