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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尖锐之秋大庆的生活、创作、感情等等一切,始终围绕着人生的意义进行,因此,大庆与吴莉的关系之中也渗进对人生意义的追问,这是不言而喻的。/WwW.QΒ5、cOM
当然,吴莉并不知道这一点。吴莉是个一切正常的姑娘,喜欢大庆,对生活要求简单,重视情感,在两人关系中极少犯错,并愿意与大庆白头偕老。补充一句,两人的精神及**生活大体和谐。
然而——
情感中究竟有无所谓人生的意义呢?人际关系中是否包含人生意义呢?在人际关系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呢?这正是大庆时常扪心自问的。
大庆极真诚,即使是面对自己最卑下的欲念也不手软,大庆敢做敢当,大庆有些学识,我说过,他会思考,会分析,会简单地定义事物,甚至,大庆会使用逻辑。总之,在我眼里,大庆是个有头脑的人。
大庆对我说过,世上只有一人是他永远念念不忘的,那就是吴莉,大庆对吴莉很有感情,吴莉简直是大庆人世间的一种象征及信念。
大庆也喜欢过别的姑娘,但对吴莉的情感始终与她们不一样。
大庆与吴莉一起生活十年,其间小波小折当然不断,但大庆始终对与吴莉的关系具有信心,这表明大庆对人际关系具有信心,这表明,大庆希望在与吴莉的关系中找到人生意义——无论这种行为用什么俗话来形容,比如爱啊,完美啊,沟通啊等等。
然而——
确定无疑的是,大庆与吴莉完蛋了。
大庆终于没有在吴莉身上找到人生意义。
我所有这些话听起来想必十分可笑,去笑吧,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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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我与大庆坐于路灯之下,各怀种种沮丧烦恼之心事,一支支抽烟,后来我数从左向右的行驶的车辆,大庆数从右向左行驶的车辆——起初我与大庆约定,当两边车辆刚好相等时我们便离去。
不幸的是,一直到天明,我们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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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时分,我回到农学院,疲惫不堪,却又兴奋莫名,自己完全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我躺到床上,睡意全无,于是爬起来,拉上窗帘,喝了一杯水,抽了一支烟,再次爬上床,把头埋在枕头里,仍然无法入睡,我闭上眼睛,强迫自己想着一片黑暗,不久,陈小露的脸便从黑暗中渐渐隐现出来,于是我翻身坐起,再次点燃一支香烟,抽了几口便熄掉,然后躺下,浑身放松,我慢慢闭上眼睛,在心里默数着一二三四,一直数到三十,没有反应,于是干脆翻身趴在床上,把头扎在被子里,一会儿,我觉得呼吸艰难,后背和前胸出了一层细细的汗,于是把被子掀起,推到一边——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近一个小时,头晕脑胀,却是始终无法睡着。
我索性坐起身来,张开眼睛,一旦我把眼睛转向光源,便觉十分疼痛,我坐在那儿,干脆闭上眼睛,一会儿,我觉得身子一歪,身体轻飘飘地倒在床上,突然,我觉得渴极了,如果不起来喝口水嗓子里似乎便要冒出烟来,于是起身喝水,刚一躺下,又想小便,只好跳下床,光着脚来到洗手间,小便完毕,我已烦躁起来,于是穿起衣服,坐到电脑前,打开电脑,只写了三行剧本,便觉天旋地转,无法坐稳,于是扑到床上,片刻便睡着了。
我觉得睡了好久好久,到底有多久却弄不清楚,总之,乱梦不断,其中几次有什么原因让我从梦中醒来,都被我灵活闪过,我躺在那里,保持着一个姿势,一心一意坚持睡眠,不为任何外界刺激所动——出汗了,不擦!眼球跳动,不理!呼吸不匀,视而不见!姿势疲乏,不管!
就这样,睡眠与我若即若离,在我周围左右徘徊,让我提心吊胆,生怕会一下子重新醒来,不幸的是,就在我顽强地躺在床上的当口,突然,我觉得身子一滑,似乎从某个平台上翻身滚落,我急忙挺身挣脱,一下子,我睁开眼睛,头脑清醒,精神一振——我醒了,一看表,不过才睡下半个小时光景。
我无可奈何地坐起身来,茫然四顾,周围一片寂静,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照在地上,在地上划出一条笔直的白线,电脑的风扇声随即钻入耳际,令人烦躁,我下了床,来到洗手间,用漱口杯子打了一杯冷水,一饮而尽,然后用冷水洗了洗脸,把脸上的一层汗渍洗净,最后,我转身走出房间,撞上门,下了楼,来到农学院的一条小道上,我走过小道,向右一拐,出了农学院,往前再走两步,是一个烟摊,我买了一盒三五牌香烟,一个打火机,然后再向前走,一直走入动力学院,没有片刻犹豫就来到公用电话旁,我从服务台换了一把零钱,抓起电话,点上一支烟,塞进零钱,随即拨通号码,于是,电话里传来陈小露的声音:是你吗?
我吐出一口烟,长吸一口气,不知为什么点起头来,话却一句说不出。
是你吗?还是陈小露的声音。
是。我说。
我想给你打电话,可不知怎么找你,听说你那儿只有公用电话。
是。我说。
你还生我的气吗?
不。我说。
我一直在等你电话,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在等。
你怎么样?我的声音总算可以正常发出。
我想跟你睡觉。
在哪儿?我前言不搭后语地问了一句。
在哪儿都行,在街上也行,在汽车里也行,在地上也行,我一直在想跟你睡觉。
是吗?
是——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我在农学院,在电影学院教师楼,在——
我去过,我认识,你会在那儿吗?
我会。
你现在想操我吗?
想——
那我一会儿就到——你在几楼?
我告诉她楼号及楼层,陈小露的电话当即挂断了,我*在公用电话亭的玻璃墙上,浑身僵直,一直到烟头烫到我的手指我才一下子惊醒,于是梦游一样走出电话亭,来到街上,我走回农学院,靠在一棵树上,站了一会儿,坐回地上,我环顾四周,除了树顶的鸟叫声以外,什么也没有,不远处的前面,是一辆式样老旧的自行车,车轮的链条上锈渍斑斑,车座破烂,再往前,就是我住的楼门,我就坐路边,背后是一片草坪,上午的阳光从背靠的树顶上倾泻而下,丝丝缕缕地落在我的身上。我抬起手腕,看看表,想计算一下时间,但表不知何时被我摘下,我站起身,走入楼洞,上楼,坐回床上,两眼定定地望着窗帘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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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个当口,赵东平推门走了进来:怎么连单元门都不关?
我刚出去了一趟,忘了。
怎么样,写到哪儿了?
第十集。我说。
赵东平不时从他家里过来看我一眼,因为我们写的是连续剧,有很多东西要前后对上,往往他在后面写一个人物,我在前面就得交待两句,如果我在前面加一个人物,他后面也要给出结局,因此,我们每天都要碰头讨论。
都十集了!可以呀,哥们儿才动了六集——难呐。
赵东平有个习惯,就是每当写作受阻,就喜欢到我这儿来溜达一圈儿,看看我的进展,我指指空在电脑前的椅子:你看吧。
于是他坐下,看了起来。
我倒回床上,两眼望着墙皮裂开的顶棚。
一会儿一起吃饭吗?他问。
不想吃,你自己去吧,我不饿。
又没说现在,我说中午呢!
中午我也不饿。
你怎么了?
我懒得吃。
赵东平的头从电脑显示器后面探出来,看了我一眼: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没事儿。
为了不再与他纠缠,我说:我先睡会儿,你看吧,临走时把门关上。
我钻进被子,闭上眼睛,耳边是赵东平的手指敲击换行键的单调声音,奇怪的是,这种声音在我听来竟是非常舒服,一会儿,随着敲击声的逐渐减弱,我睡着了。
朦胧中,我听到门响,想必是赵东平走了,一会儿,我咬牙下了床,把通向我房间的两道门全部打开,然后回到床上接着睡,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感到身边似乎有个东西在蠕动,我努力睁开眼,只见陈小露合衣靠在我的身边,当当两声鞋响后,她的腿也伸到床上。
我困极了。她对我说。
我嗯了一声,反手抱住她,我们两个便一同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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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天色已经黑得不见五指,我睁开双眼,侧耳细听,外面连车声也没有,陈小露睡在身边,呼吸平稳,我翻一下身,用背对着她。一会儿,我觉得背后陈小露也在翻动,就回头问了一声:怎么了?
陈小露一边脱去上衣一边对我说:把衣服脱了吧,这么睡太不舒服。于是,我们两个便把衣服脱去,再次睡去。
这一睡,昏昏沉沉,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再次醒来,发现陈小露一只瘦瘦的手臂压在我的身下,我把她的手臂从身下抽出,陈小露醒来,她向下钻了钻,头正好落在我的胸前,我低下头,吻了她的头发,她又往上钻了钻,与我接吻。
几点了?她问我。
不知道。我说。
你饿吗?
还行,你呢?
我饿了。
起来吧,一起出去吃饭。
操我吧。她说,同时,将身体仰面躺开去。
于是,我们做*爱,天翻地覆,疯狂至极。
无论我如何抱紧她、贴近她的身体,陈小露总是不满。
那一次,我吻遍了她的每一寸身体,指尖、脚踝、手臂,甚至她的耳朵。
完事以后,我们再次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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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四点钟,我与陈小露一起来到东直门吃饭,刚才在她驾车驶来的路上,我坐在她旁边,抽着烟,默默无语,来到一家饭馆门前停好车,陈小露拉上手刹,熄掉火,然后在黑暗中对我一笑,接着叹口气。
怎么了?我问她。
她探身过来,吻着我的脖子,吻了很长时间,然后说:这不是很好吗?
我们走进饭馆,要了简单的两菜一汤,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吃到快完时,我坐直身子,看着她。
怎么了?她问我。
你吃吧,我吃饱了。
我真的饿了,从我们吃完涮羊肉,我就没吃一口东西。
我本想说我也是,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你现在在干什么?她问我。
写剧本提纲。
写到什么时候?
要快的话,再有三五天就能完。
然后呢?
然后等着,看制片方满不满意。
要是不满意呢?
还得再写。
你要一直呆在那儿写吗?
不,我可以在家里写。
你一个人住吗?
是。
住在哪儿?
安定门,离这里很近,要不要去看看。
陈小露放下筷子,定睛看着我,半天,才一笑说:好吧,我们去看看。
我们出了饭馆,上了车,我问她:建成说他跟你以前——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认识他们的时间长了,五六年前就认识,这帮人里,只有你把我拿下了。说罢,发动汽车。
我们沿着东直门大街向东,一直上了二环,没开两分钟,就来到我住的楼下,电梯停了,我们一起上楼,黑暗中,我拉着陈小露的手,听着她在我身后一步一步走着的脚步声,一边走,一边出声地数着楼梯的数目。上到五层,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我等着她说走后,接着走。就这样,一直上到十二层,我打开房门,拧亮灯,陈小露在我前面进入房间。
我一直住这儿。我对她说。
还行——不错。陈小露站到房间中央,对着房间环顾一周说。
行是什么意思?我问。
就是说,跟你混混还行。
你想跟我同居吗?
我?陈小露眨眨眼睛笑了,我是说,你这儿挺适合跟姑娘同居的。
为什么?
这不明摆着吗?布拖鞋、咖啡壶、录相带、双人床、大沙发、电视、唱片、厨房——
陈小露走进厨房:你看,东西那么齐。
然后,她走进洗手间,咣当一下落了锁。我坐回沙发里,望着我的小屋发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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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最烦的莫过于有人说出诸如猜猜看之类的话来,也许是我自己不够聪明,无法理解这种两头留有余地的说法,但我确实讨厌这种作风,我喜欢把意图讲明,而不是东绕西绕、遮遮掩掩,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必满腹狐疑,心神不定,我不知道陈小露是什么意思,我一句句回想她刚刚说的话,越想越弄不清其中的所以然来。于是,我来到厨房,烧了一壶开水,把洗碗池内的杯子碗碟尽数洗出,用纸巾擦干,打开碗厨,依次码放整齐。这时水开了,我关了煤气,用烧开的水泡了一壶绿茶,拿了两个干净的茶杯,回到室内。恰在这时,洗手间的门咔嚓一声打开,随着一阵马桶的冲水声,陈小露用一张纸巾擦着刚刚洗净的手走了出来。
喝茶吗?我问她。
我正想,要是有杯热茶就好了。
陈小露坐下,我给她倒了一杯茶,她拿起,吹着表面的茶水,用嘴唇轻轻沾了一口。
你刚才说——我想起她的关于同居的话题,但话到嘴边却不知如何说才好。
我说什么?
没什么,我忘了。我慢慢把自己那一杯茶喝净,然后又倒上一杯,一切似乎在突然间不知从何说起。
你搬过来住吧,陈小露冷不丁说,然后看我一眼,见面方便。
好,天亮就回去搬东西。
我跟你一起去。陈小露说。
茶喝完了,我回到厨房,再次点燃煤气,又烧了一壶开水,返回时见陈小露在书柜前的一排录相带前面翻看。
想看吗?
我想看朱丽叶特·比诺什演的《蓝色》。
看吧。
我打开录相机、电视,把录相带塞进带仓,在倒带的当口,我终于忍不住,问道:你会搬过来吗?
陈小露看了我一眼:咱们不谈这个,行吗?
我的心一沉,嘴上却像找不痛快似的接着问:以后怎么办?
什么以后?
咱俩。
陈小露有些沮丧地望向我,少顷,把目光转开去。
哎——我又叫了她一声。
你就不能说别的吗?她看着我。
说什么?
比如:《蓝色》。
《蓝色》是一个名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导演拍的,除了《蓝色》,他还拍过《红色》和《白色》,三个女主角里我喜欢的是演《白色》的朱丽·黛尔比,最讨厌比诺什,连她演过的《新桥恋人》、《布拉格之春》我也讨厌,但愿让基耶斯洛夫斯基操过的是她——知道为什么,因为两个人很可能一拍即合,都够事儿逼的——还想听吗?
你什么意思?陈小露脸上出现了不高兴的神色。
没什么,我只是讨厌《蓝色》而已,《十诫》也讨厌。
《十诫》是什么?
破电影——同样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
那我不看了。
陈小露把遥控器一扔,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了两步,坐到床上。
我想她一定从我的语气里听出了不满,于是,我们都不说话,陷入沉默,我抬眼看表,已是凌晨五点钟。
你不看点别的?我问她。
我不想看了。
哎——我看着陈小露,见她等我往下说,我便说道:算了——就这样吧。
这样是什么意思?
就像咱们现在这样。
我累了——跟你在一起真累。陈小露说着爬上床,躺下。
我坐到电视机前,打开电视,从带仓里抽出《蓝色》,换上一盘马丁·史高西斯拍摄的《愤怒公牛》看了起来。
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时常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讲了一个拳击手的故事,由罗伯特·德尼罗主演,整部影片干净利落,德尼罗的表演干巴巴的,拳也打得十分了得。
陈小露在我看电影的过程中,不时从床上欠身起来,往我这里看上一眼,然后又倒回去,我知道她也与我一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状态里。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看完,天已大亮,我关上电视,倒掉手边满满的烟灰盒,到洗手间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上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件黑色短袖t恤,一件格子衬衫,然后开始打扫房间。
陈小露醒来,坐于床头,头发乱乱的披散在脑袋周围,一双大眼睛呆呆地看着在屋内外走进走出的我,一言不发,直到我擦净地板,回来以后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为止。
我坐回沙发,看着她。
真够勤快的。她用手抓抓头,说道。
无聊罢了。我说着,把一杯热水递到她手里。
你要睡会儿吗?
不,我不困。
要吃东西吗?
不,不想。
也许——她看着我,慢慢地说,也许,这样下去对你不好。
对你也不好。
我可以离开他,可以找工作,可以跟你在一起。她一字一句地说,可是,一切得慢慢来。
从今天就可以,从现在——我可以和你一起,干什么都成,做推销员也行,或者,你先上学——
陈小露长叹一声,忽然不再言语。
你怎么了?我问她。
我——我还不了解你,我只是跟你上了床。
我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
我喜欢跟你上床。陈小露说。
她站起来,我一步步走向她,看着她,不让她离开我的视线,我坐到她身边,拉住她的手,然后抱着她,把她的头放到我的胸前。
我愿意跟你上床,没完没了地上床,除了上床,什么也不干,那样该多好呀。陈小露在我怀里说。
这话听起来就像通俗小说里的话——我们去大草原,去深山里,去没有人的地方,就我们俩,没有别人,从此我们就会快乐等等,诸如此类。但是,陈小露的话仍然让我怦然心动,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阻止她与我在一起,但我知道她有与我在一起的愿望,这就足以让我把她的头更紧地抱在胸前了。
我要刷牙洗脸了——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搬东西,好吗?
我点点头,陈小露从我怀里钻出来,懒洋洋地亲了我一下,然后奔向洗手间,听到门咣地一声关上,我向后一仰,倒到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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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农学院的路上,我和陈小露恢复了常态,甚至开起了彼此的玩笑,从安定门出来,一直向北到安贞桥这一路有三个红绿灯,汽车堵成一团儿,陈小露手握方向盘,嘴里嚼着口香糖,一边不断地起步停车,一边与我开着玩笑,我不时注视她的侧面,由于睡眠充足,她显得非常有精神,脸色红润,说话声音也大于平时。
我们上了三环,到了蓟门桥右转,上了快速路,四十分钟后,来到农学院,我上楼去把电脑搬下来,陈小露打开后备箱,帮我装好,然后,我们一路开回安定门,在路边的肯德基炸鸡店吃了一顿快餐,我们一人吃了两个鸡翅,两个小圆面包,两盒鸡汁土豆泥,我喝的咖啡,陈小露要的可乐,然后,她把车开到我的楼下,我把电脑从后备箱里搬出来,陈小露把后备箱盖盖上,说:我就不上去了,下午有课,我回家取书。
我手里抱着一个大箱子,对她点点头:好吧。
电话!她对我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然后回到车里,我看着她慢慢倒车出去,掉了一个头,向公路开去。
我把电脑和显示器分两趟搬入楼中,上了电梯,回到家,装好,给赵东平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在农学院写不下去,所以回家写,赵东平听了也没见怪,只是说每天通电话,相互告诉一下故事的进展情况。
我走上阳台,站在刺眼的阳光里,看着楼下二环路上紧紧连成一队。行驶缓慢的车辆呆呆出神。忽而,我觉得自己坐在陈小露的车内与她谈话。忽而,我想起我们夜里的温存,一时间,心里极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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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想跟你上床——你这样,早晚把人吓跑了,我的建议——大庆把一杯扎啤咣地一声顿在桌上,手一挥,去他*的,操一次是一次,别的什么都甭想,想也没用。
说这话时,我与他坐在西四附近的一个空荡荡的酒吧里,此时正是晚上五点整,下班的人流就从酒吧外面经过。
吴莉好吗?
没信儿,放我那儿的东西也不拿,人就不见了,不知去哪儿了。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没什么原因呀——
这一段吵过架?
没有——我天天在外面,她工作忙,回来就睡觉。
她说过什么?
没说什么——完蛋了。
大庆性格内向,自己的事儿往往不愿对人多说,这一点,朋友们都清楚,他谈论别人的时候,往往把事情的发生和结果讲一遍,然后加上原因及自己的分析,但对自己的事往往守口如瓶,如果他不想告诉你,你就别想知道。
我们默默无言,又喝了两瓶啤酒以后,大庆说:我接了一活儿,一连续剧,在上海,剧组在上海建,演职员都是上海人,后天走——你——混吧。
于是,我们就在酒吧门前分手,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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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走了,这一走,一去不回,听说上影厂导演室正巧要招几名年轻导演,大庆便留在了上海。又过了两年,大庆回北京拍摄一部纪录片,老朋友相聚。说到吴莉,大庆说吴莉当时给他留了一个小条后便搬到另一个城市,结了婚,生了小孩。用吴莉的话讲,叫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大庆也在上海找到自己喜欢的一切,爱尔兰咖啡,洋气的建筑,上海本帮菜。当然,还有皮肤细腻、身材细长、会说吴依软语的上海小妞。
也许,在某个夜晚,大庆还会记起北京的一干人,还会记起他的年轻时代的生活。也许,大庆仍在坚持找寻诸如生活意义之类问题的答案——但,走在深夜北京的街道的行人当中,委实缺少了大庆的矮胖身体,连同他的声音也不见了,朋友们有时聚会,偶尔会提到他,散场后,在某个路灯昏暗的街道边,歪歪扭扭走在洒着水的柏油路面上的建成,会指着一个在街头小便的醉鬼对我们大叫:瞧,那不是大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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