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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既是玩笑又非玩笑的话：你也许没有当成小丑演员，反倒成了一个类似时装设计师的人物。因为在第二个沉船之夏过后的那个冬天①，正是马尔克将所谓的流苏带入了这个世界。一根编织的毛线系住两个或单色或杂色、约莫乒乓球大小的羊毛小球，像一条领带似的垂在衬衫领口的下方，前面系上一个结，以便两个小球能像蝴蝶结似的横在两边。我经过证实得知，从战争爆发后的第三个冬天起，几乎在整个德国，特别是北部和东部，人们开始戴上了这种小球或者流苏——这是我们的叫法，在完全中学的学生中间尤为流行。在我们那里，马尔克是最先戴的，其实，他自己完全能够发明出来。也许他真的就是发明者。据他声称，他让他的苏茜姨妈用碎羊毛、粗细不均的旧毛线和他去世的父亲留下的补了又补的羊毛袜，做了好几对流苏。于是，他把它们套在脖子上，堂而皇之地带进了学校——
①即年冬天。
十天以后，这种流苏开始出现在纺织品商店，最初还只是怕难为情似的放在收款台旁边的纸盒里，不久则在玻璃橱窗里漂漂亮亮地公开亮了相，而且是免证供应——这一点尤为重要。此后，它们从朗富尔区出发，不受限制地开始了进军德国东部和北部的胜利之行。甚至在莱比锡，在皮尔纳，渐渐地也有人戴上了这种东西——我可以举出许多见证人。几个月之后，它们又零零星星地出现在莱茵兰和普法耳茨地区，这时马尔克已经把流苏从脖子上取了下来。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马尔克把他发明的东西从脖子上取下来的那一天。对此下文将会提及。
我们后来又戴了很长时间流苏，而这完全是出于抗议。我们学校的校长、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认为，戴这种流苏太女人气，配不上一个德意志的年轻人，因此他禁止在教学大楼和校园里戴流苏。然而，许多人只是在上克洛泽的课时才遵守这项作为通报在每个班级都宣读过的规定。说起流苏，我倒想起了“布鲁尼斯老爹”。这个退休的参议教师在战争期间被重新招到讲台前面。他倒是觉得这种花花绿绿的玩艺儿挺有趣儿，在马尔克不戴以后，他还有过那么一次或两次，把流苏系在浆过的衣领前面，吟起艾兴多尔夫的诗句：“阴暗的山墙，高大的窗户①……”他也吟诵其他诗句，但无论如何也是艾兴多尔夫的，这是他最喜欢的诗人。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爱吃零食，尤以甜的东西为最。后来，他在教学大楼里被人抓走了，据说是因为他私吞了应该发给学生的维生素糖衣片，或许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布鲁尼斯是共济会②成员。不少学生受到传讯。但愿我当时没有说他的坏话。他那个长得像洋娃娃似的养女正在学习芭蕾舞，她穿着黑色的丧服走过大街小巷。他们将他送到了施图特霍夫③——他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这是一个神秘而复杂的故事，与马尔克毫无关系，把它留给别人在其他地方去诉诸笔墨吧④——
①艾兴多尔夫（），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这两句诗是他的《但泽》（1842）一诗的开头两句。
②世界性的秘密组织，起源于中世纪石匠与建筑工匠行会团体。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共济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③位于但泽以东三十六公里的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有一个集中营。
④在小说《狗年月》里，主人公哈里-利贝瑙描述了施图特霍夫集中营。
现在还是回到流苏的话题。马尔克发明这种东西，当然是想为他的喉结带来一些好处。有一段时间，它们的确可以让那种难以抑制的跳跃平静下来。但是，当流苏到处流行起来，甚至成为整个年级的时尚之后，它在它的发明者的脖子上就再也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冬天对于他来说一定糟糕透了，既不能潜水，流苏也失灵了。我经常看见约阿希姆-马尔克孤零零地走在东街上。他穿过熊街，朝着圣母院方向走去，那双黑色的高腰系带皮鞋把煤灰路面上的积雪踩得嘎嘎直响。他没有戴帽子。两只红通通的招风耳光滑透亮。抹了糖水、已经冻硬了的头发自头上的旋儿开始，从正中向两边分开。眉尖紧锁，面露愁容，一双大大的眼睛看上去比平时更加淡而无光。外套的领子翻了起来，这件外套也是他父亲的遗物。紧挨着尖尖的、甚至有些干瘪的下巴额儿围着一条灰色的羊毛围巾，上面别着一枚很大的、老远就看得见的别针，以防它滑落下来。每走二十步，他总要从外套口袋里伸出右手，检查一下脖子前面的围巾乱了没有。我曾经见过一些丑角演员戴着这么大的别针表演，如喜剧小丑格洛克①、电影里的卓别林。马尔克也在练习。男人，女人，休假的军人，孩子，零星地或成群地从雪地里朝他走来。所有的人，包括马尔克，都从嘴里呼出白色的雾气。雾气又顺着肩膀飘到身后。所有迎面而来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枚滑稽的、非常滑稽的、非常非常滑稽的别针——马尔克心里大概会这么想——
①格洛克（），原名阿德里安-韦塔赫，瑞士著名丑角演员。
在这个寒冷而干燥的冬天，我和从柏林来此度圣诞节假期的两个表妹曾经进行了一次远足。为了凑成对儿，叫上了席林。我们越过结冰的海面，去那艘被冰封住了的扫雷艇。我们稍微吹了点牛皮，想让这两个娇滴滴的柏林姑娘开开眼界，瞧一瞧我们的沉船。她们俩长得都挺漂亮，有着金黄色的鬈发。我们还希望，能在沉船上同这两个在有轨电车里和沙滩上装作羞答答的小妞，干点什么就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的好事。
然而，这个下午却全让马尔克给搅和了。破冰船多次往返于通往港口的航道，所以在沉船的前面堆积了许多冰块，重重叠叠，犬牙交错，形成了一道布满裂缝的冰墙，甚至把舰桥都遮住了一部分。风儿吹来，冰墙呼呼作响。席林和我爬上约莫一人高的冰墙，首先看见了马尔克。我们把姑娘也拉上了冰墙。舰桥、罗经室和舰桥后面的通风管道以及其他露在冰上的东西形成了一块涂了一层蓝白色釉彩的糖果，一轮冻僵了的太阳正在徒劳地舔着它。没有一只海鸥。它们恐怕都在远处的海面上，围绕着停泊场被冰封住的货轮上的垃圾盘旋。
马尔克自然已将外套的领子翻了起来，紧挨着下巴额儿裹着围巾，前面别着那枚别针，头上什么都没戴，仍然留着中分头。马尔克那两只招风耳倒是套上了那种运垃圾和啤酒的工人常戴的、黑色的圆形耳套，固定耳套的是一个铁皮弓架，它像横梁似的正好与头发的中缝交叉。
他正在沉船前舱上的冰面上忙碌着，没有发现我们。想必他已经干得浑身发热了吧。他试图用一把灵巧轻便的斧子凿穿那里的冰层，前舱那个开着的舱口大概就在那层冰的下面。他迅速而敏捷地挥动斧子，砍出了一道环形的、约有下水道盖子大小的裂口。席林和我从冰墙上跳下去，又把姑娘们接了下来，将她们一一介绍给马尔克。他肯定没有脱下手套，只是把斧子换到左手，伸出热乎乎的右手和每个人握了握。我们把手刚缩回来，他的右手立刻又握住斧子，朝着裂缝砍了起来。两个姑娘嘴巴略微张着站在旁边。细小的牙齿冻得冰凉。呼出的气在头巾上结成了一层白霜。她们睁大发亮的眼睛紧盯着铁斧和冰面撞击的地方。席林和我无所事事地站在一旁，开始谈起他潜水的事迹和夏天发生的事情，尽管我们俩都对马尔克大为恼火。“告诉你们吧，他曾经捞上来不少小牌子，还有灭火器、罐头什么的，用开罐器打开，罐头里面净是人肉；他还搞上来一台留声机，你们猜猜，从里面爬出什么东西来了？有一次，他还……”
姑娘们没有完全听明白。她们提了一些极其愚蠢的问题，还用“您”来称呼马尔克。他一刻不停地砍着，只是当我们在冰上过分夸张地大声赞扬他的潜水事迹时，他才摇摇戴着耳套的脑袋。他没有忘记用那只设握斧子的手摸摸他的围巾和别针。我们说得口干舌燥，浑身也都冻僵了。每砍二十下，他就休息一下，趁这功夫说上几句谦虚的话，介绍一点客观情况，连腰都顾不上完全伸直。他肯定而又尴尬地强调了几次较小的潜水试验，但却避而不提那些危险的远征；他谈得较多的是他的工作，而不是他在这艘沉没的扫雷艇装满海水的船舱里进行的冒险。那道裂缝越来越深地进入冰层。我的表妹们并没有让马尔克迷住，因为他的词句始终那么平淡无味，一点幽默感也没有。这两个小妞大概从未同这样一个像祖父一样戴着黑色耳套的人物打过交道。席林和我仍然无所事事，流着清鼻涕，狼狈地站在旁边，他简直把我们当成了两个冻得浑身哆嗦的见习水手，以至于姑娘们也对我和席林另眼相待了。甚至在回去的路上，她们还一直显得挺傲慢。
马尔克不肯走，他要把那个窟窿凿穿，以便证明他选择的那个位置正好是在舱口的上面。虽然他没说“你们等到我凿穿再走吧”这类的话，但是，当我们已经站在冰墙上时，他却把我们起程的时间拖延了大约五分钟。他一直躬着腰，压低声音说着什么，并非冲着我们，而是朝着停泊场被冰封住的那些货船。
他请我们帮帮他。也许他是客客气气地下了一道命令？他要我们把小便尿进他用斧子砍出来的裂缝，让温热的尿把冰化开，至少是把它弄软一点儿。席林或者我刚想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或者：“我们在来的路上已经撒过尿了。”我的表妹们就已经大声嚷了起来，表示愿意帮忙。“哎，你们快把脸转过去！还有您，马尔克先生。”
马尔克告诉她们俩应该蹲在什么位置，他说，小便必须始终尿在同一个地方，否则就不起作用。然后他也爬上冰墙，和我们一起把脸转向沙滩。伴随着窃笑私语，我们身后响起了一阵二声部的小便声。我们眺望着布勒森海滨沙滩和结冰的栈桥上黑压压的人群。海滨林阴道旁的十七棵白杨树披上了一层冰衣。布勒森的那片小树林的上方露出一个方尖塔，那是阵亡将士纪念碑。塔尖上的金球向我们发出令人激动的闪光信号。到处都使人感到这是礼拜天。
姑娘们提好滑雪裤之后，我们跳下冰墙，踮着脚尖站在裂缝的四周。那儿仍在冒着热气，特别是马尔克预先用斧子打过叉的两处。淡黄色的尿积在冰缝里，沙沙地响着，一点点地向下渗透。冰缝的边缘渐渐地变成了黄绿色。冰在低声哭泣。浓烈的臊味始终不散，因为这里没有任何压得住它的气味。马尔克又用斧子砍了起来，臊味变得愈加浓烈了。他从冰缝处扒出来的冰碴儿足足可以装满一只普通提桶。在那两处打过叉的地方，他轻而易举地加深了冰缝的深度，凿出了两口“竖井”。
被尿泡软的冰碴儿堆在一旁，很快就又被冻硬了。他又选了两处，画上了标记。姑娘们把脸扭向一边。席林和我解开裤扣，准备帮助马尔克。我们又化开了几厘米冰层，钻出了两个不算很深的新的窟窿。他没有撒尿。我们也没要求他，相反倒是担心姑娘们可能会怂恿他这么做。
我们刚刚撒完尿，我的表妹们还没来得及开口，马尔克就打发我们走了。我们重新爬上冰墙，望着身后，只见他将别着别针的围巾朝上拉了拉，遮住下巴和鼻子，但没让脖子露出来。带有红色和白色斑点的羊毛小球，或者说流苏，暴露在围巾和外套领子之间。这时，他已经弯下腰，继续凿那道我们和姑娘们正在谈论的冰缝。在他和我们之间出现了一层层薄薄的雾霭，宛若洗衣房里的雾气，阳光在费力地穿透它们。
在回布勒森的路上，我们的话题一直围绕着他。两个表妹交替或同时提出一些并非都能得到解答的问题。小表妹想知道，马尔克为何把围巾系得这么高，紧挨着下巴额儿，像绑在脖子上的一根绷带似的。大表妹也提起了这条围巾。席林抓住这个小小的机会，开始描述马尔克的喉结，好像是在谈论一个鸡嗉子。他摘下滑雪帽，用手指把头发从中间分开，夸张地做出吞咽东西的动作，学着马尔克那样咀嚼，引得姑娘们哈哈大笑，都说马尔克真够滑稽的，大脑肯定有点儿不正常。
我也为此作出了一份微薄的贡献，介绍了你与圣母玛利亚的关系。然而，尽管取得了这次有损于你的小小的胜利，我的表妹们一周之后还是返回了柏林。我们和她们除了在电影院里有过几次平平常常的拥抱和接吻之外，没能干出任何放纵的事来。
此事不能再隐瞒下去了：第二天，我一大早就乘有轨电车去了布勒森。在海滨的浓雾下，我走在冰上，差点儿错过了那艘沉船。我找到了前舱上方的那个已经凿成的冰窟窿，费力地用鞋跟踩，用悄悄带来的一根父亲散步时用的手杖戳，弄碎了那层经过一夜又冻得可以载人的冰，又用带铁头的手杖捅进这个灰暗的、满是冰碴儿的窟窿。手杖几乎没到了杖柄，水也差点湿了我的手套。铁头触到了前甲板。不，并非触到前甲板。我先是将手杖伸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在沿着冰窟窿的边缘向旁边探索时，突然遇到了水下的障碍。我感到了铁器与铁器的碰击：这里正好是前舱那个没有盖子的、敞开着的舱口。倘若将两个盘子重叠在一起，舱口就像那个下面的盘子，正好位于冰窟窿的下方。撒谎！没有这么精确，也不可能这么精确。不是舱口大一点儿，就是冰窟窿大一点儿。当然，舱口的的确确是在冰窟窿的正下方。我不由得为约阿希姆-马尔克感到自豪，心里甜丝丝的，像是嚼着一颗乳脂奶糖。我真想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你。
那块圆形的冰块准有四十厘米厚，平躺在窟窿的旁边，我在上面足足坐了十分钟。在冰块下部约三分之二厚的地方，还有前一天留下来的一圈淡黄色的尿迹。我们帮了他的忙。当然，马尔克一个人也可以凿出这个窟窿。要是没有观众，他也能行吗？他是不是有一些只想留给自己看的东西呢？要是我再不前来赞赏你的话，那么，就连海鸥也不会飞到前舱上空，欣赏你凿出来的这个冰窟窿。
他始终拥有观众。哪怕是单独一人在冰封的沉船上开凿那道圆形的冰缝，圣母玛利亚也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身前身后。她注视着他的斧子，为他感到欢欣鼓舞。我现在这么说，教会怕是不会赞同我的意见的。然而，即使教会没有权力将圣母玛利亚视为马尔克表演节目时的坚定不移的见证人，那么，她自己毕竟一直在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他。我对此了解得一清二楚，因为我当过弥撒助手，先是在圣心教堂，辅助维恩克司铎，然后又在圣母院辅助古塞夫斯基司铎。当我多半由于年龄增长而对圣坛的魔力失去信念之后，我也仍然去帮忙。这件事为我带来了乐趣。我总是尽心尽力，不像平时做事那样拖泥带水。我当初不清楚，至今仍然不清楚，在仪式前后或者在存放圣饼的神龛里是否真有什么……不管怎样，当我作为两个辅弥撒助手中的一个站在古塞夫斯基司铎旁边时，他总是很高兴的。因为，我从来不在祭献和变体①之间交换香烟广告图片——这在其他弥撒助手中间十分流行——从来不耽误摇铃②，从来不拿弥撒仪式上的葡萄酒去做生意。其他那些辅弥撒助手是些极其恶劣的家伙，他们不仅在圣坛的台阶上传看一些男孩子爱玩的东西，用硬币或损坏的滚珠轴承打赌，而且还在神市做弥撒前的祈祷时相互考问一些有关已经沉没或尚未沉没的军舰的技术细节。他们要么根本就不朗诵祈祷文，要么就在两句拉丁文之间进行一次问答。“我进到上帝的祭坛前……‘埃里特雷阿’号巡洋舰是哪一年下水的？……一九三六年。它有什么特点？……到了欢悦我的青春的上帝前……它是意大利派往东非的唯一的巡洋舰。排水量？……上帝是我的勇力。两千一百七十吨。航速？……我进到上帝的祭坛前……不知道。武器装备？……有如当初那样……六门一百五十毫米火炮，四门七十六毫米火炮……不对！……现在和将来……完全正确。德国的两艘炮兵训练舰叫什么？……直至永远，阿门……‘布鲁梅尔’号和‘布莱姆塞’号③。”——
①条款与变体均为天主教会使用的神学名称。
②天主教仪式通常是用拉丁文，为了照顾一些不懂拉丁文的信徒，弥撒助手常在神甫讲到一些重要事项时摇一下铃。
③这一段中加黑点的字原文为拉丁文。
后来，我不再定期去圣母院辅弥撒了，只有古塞夫斯基司铎派人来请才去。他的那些弥撒助手经常为礼拜天的越野行军①，或为“冬令赈济会”募捐而将他弃置不顾——
①纳粹青年组织的一种准军事训练。
上面说的这些话只是为了描述一番我在中央圣坛前面的位置。当马尔克跪在圣母祭坛前面时，我从中央圣坛可以看见他。他居然能够祈祷！他的眼睛像小公牛似的，目光越发呆滞，嘴角不停地抽动，好似要吐出一腔幽怨。被抛上沙滩的鱼儿一次又一次徒劳地鼓鳃换气。这情景也许可以说明马尔克的祈祷到了何等忘我的地步：当古塞夫斯基司铎和我走遍了所有领圣餐者的长凳，来到马尔克面前时，他和往常一样心虔志诚地跪在圣坛的左侧，围巾和那枚硕大的别针垂在胸前。他眼神凝滞，留着中分头的脑袋朝后仰着，舌头伸在外面，这样一来那只活泼的老鼠就露了出来，我甚至可以用手把它逮住。这只小动物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蹿上蹿下。约阿希姆-马尔克或许也已察觉，他的那个引人注目的东西露在外面，不停地抽搐。他夸张地做出香咽东西的动作，大概想借此把站在一侧的圣母玛利亚的那双玻璃珠眼睛吸引过去。我不能够也不愿意相信，你曾经在没有任何观众的情况下做过任何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