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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典,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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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位身强体壮的警察一把把我拉了过去,递给我一个口罩:“走,你们两个跟我走!”

    走就走,朗朗乾坤,光天化日,还能怎样!我想着,刚想配合他要走,那位姑娘拉了一下我的衣摆,向我使了使眼色,示意我好好解释一下,不要跟他们走。

    我一想到她要被隔离,我要是也被隔离,不就有机会和她相处了嘛,于是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全不予理会。

    姑娘见我没理会她,就嘀咕了一句:“脑袋有病!”

    从火车站出口向右拐,是一个警察值班室,我们被送了进去。

    正对门口摆了一张桌子,一个女警在登记,见到我们,问道:“姓名!身份证号码!”

    我先进去,就答到:“朱小华,”然后告诉她身份证号码。后来她又问电话号码,家庭住址之类的,我都一一作答。

    轮到那位姑娘了。由于忘了问她名字,我就特别留意听。

    原来她叫“朱丽。”

    “名字挺好听!是你自己改的么?”我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她有些诧异的问道。

    “朱丽,罗密欧朱丽叶嘛!这么好听的名字,不太像那辈人起的名字。你原来叫什么?”

    “我说了,你不许笑啊!”

    “不笑,笑的是儿!”我伸出小拇指。

    “谁要你这么大的儿,换个说法。”

    “笑的是狗,小狗!”

    “那我说了啊!一言为定啊!不许笑!笑的是小狗!”

    “嗯,一言为定!”

    她清了清嗓子,一字一句的说道:“我原名叫朱娟。”

    “这也不好笑哇,”我有些不解。

    朱丽白了我一眼,不理我了。

    我们登记完,就从警察室出来,然后上了停在道边儿的一辆中巴车。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名字有什么好笑的,还值得反复叮嘱不许笑。我嘴里不停的嘀咕:“朱娟,朱娟,这不是猪圈吗!啊哈哈哈哈......”想到这里,我实在有些控制不住了自己,笑得直不起腰来。

    “你确定这不是送往精神病院的?”驾驶员见我莫名发笑,对送我们上来的警察说道。

    “不排除这种可能,不过精神病儿也得隔离。”

    “那是文的还是武的呀?要是武的要不要请求支援啊?”司机问道。

    “莫得事,你开你的车,莫得事,”送我们的警察拍了拍司机,找了个位置坐下来:“有我在,莫得事。”两个警察拿我开涮,聊得好嗨。

    车上原本有几个人,我们上来后,又送来了几个人。待坐满后,就发车开走了。

    “你这反射弧也太长了点儿啊,小狗!”朱丽不满的对我说道。

    恰逢成都重修路面,还有架高架桥的,汽车不仅总是堵,还各种绕道。汽车一路颠簸,开了好久才到隔离的地方。我们依次的下了车,在警察的指挥下列队站在一个小院子里。

    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点像是来到了一个宿舍。

    一位穿保安服的大叔从屋里走了出来,站在台阶上,对我们喊话:“你们到这里来,是按照规定,必须进行隔离观察。复查没有问题的,可以离开。有问题的,哪儿都不能去,老实在这里呆着。趁这个功夫你们跟亲人和领导说一声,报个平安。”

    于是乎大家都掏出手机打电话,现场似乎炸开了锅,乱糟糟的。

    这种事儿我不能告诉父母,以免他们担心,就拨通了上司刘颖的电话:“喂!领导!我被隔离了。”

    “什么!隔离了啊!隔离多久啊?”刘颖问道。

    “不清楚,这得看情况,如果复查有问题的话就得继续隔离,没问题的可以早些走。”

    “那你有没有问题啊?”

    “我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你怎么被隔离了啊?”

    “坐火车时我对面那个人被隔离了,我是被连带的。”

    “叫你屁娃儿动作快点,去坐大巴车,你非得慢腾腾的,大巴车也没坐上,这下好了!坐火车!你隔离去吧,最好永远别回来!”

    “姐姐!你不要这么说嘛,不吉利。”

    “谁是你姐哟!你自个儿表现好点儿,早点儿出来,重新做人!”

    “个人爬!爬远些!老子又不是坐牢,铲铲个重新做人!”我急呼呼的把她电话挂了。

    朱丽先和公司领导打了个招呼,然后又给她妈妈打了个电话。好像她妈特别担心她,似乎在催她回沈阳去。朱丽一个劲儿的说没有事,然后就是抱怨,说回去后脸上会长痘痘。最后母女俩应该是不欢而散,朱丽也是气呼呼的把手机摁掉了。

    说是隔离,也就是把我们和外界隔离,我们相互之间还是可以互相走动,就是不能出院儿。院门锁着,出不去。

    自从早上出来,我们还没吃饭,折腾了半天,我都饿得不行了,午饭吃了不少。

    我所在的房间里摆放了四个铁架床,是上下铺。考虑到我比较年轻,主动挑了个上铺,翻了上去。

    这个房间并不大,睡我们四个人,感觉和大学宿舍差不多,不一样的就是室友年纪大了些。

    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相互之间还有些新鲜感,天南海北的吹牛聊天。我的下铺是位大哥,来自贵州,目前在成都打工,每年回两趟老家,他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满意。他说:“我在成都,这一年也挣不少,离家也不算特别远,比去海南强。”

    “你以前在海南干啊?”

    “嗯!在海南干!海口、三亚,啥都干。现在海南完了!干完活一年到头也拿不到工钱,别说我们拿不到,就是包工头小老板从大老板那里也拿不到。那些个房子就烂在那里了,遍地都是,没修完,没有人要。”

    “那你在成都做什么啊?”

    “在成都进厂,比较稳定!”

    “那你被隔离了会不会被开除啊?”

    “我问过了,不会。”

    “那还好,那还好!”

    我对面下铺的是一个做期货的小伙子,平时不主动和大家说话,一有时间就打电话问期货价格怎样了。一天,我问他做期货现在是亏了还是赚了。他轻飘飘的说了一句:“赚了几百万吧。”

    大家都不大信,认为他在吹牛。

    直到有一天,他对着手机破口大骂,说他们害他亏了一千多万,哭得十分伤心!我们才相信了。由于非典的缘故,证券市场也不好过。

    我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是同事发来的一个段子:两人在餐馆吃饭,一人想吃海鲜,另一人劝他,说他病没好,海鲜是发物,不要吃。他坚持要点,还大喊大叫“我非典,我非典!”于是被人按住带走了。

    关于非典的段子开始多了起来,大家都发挥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各种调侃非典。

    朱丽和其他三个女孩住一个房间,刚开始的时候情绪还比较稳定,后来就越发无聊了,于是我们就时不时串门聊天,聊以打发时间。

    这期间,她把我的裤子洗了,要把她的裤子换回去。

    我说,不行啊,我没裤子换,把你裤子又弄脏了。

    朱丽似乎明白了什么,脸刷的一下就红了。过了一会人,稳定住了情绪,对我说道:“那你也得把我裤子还我啊!”

    “那我洗了再给你吧,”我小心翼翼的说道。

    “唉!算了吧,信不过你,怕你洗不干净,我自己来吧。”

    于是乎就把裤子换回去了。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每次吃饭的时候碰到她,都很不好意思。

    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有一天,我坐在下铺,双手抓住上铺床沿,准备来一个翻身上床,不知怎的,床没稳住,翻了,把我砸在了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