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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看来，一下子把安徽的官员调走那么多，有很大的可能是康熙在看到这场安徽官员与两淮盐商的对战之后，担心马德聚党，削减他马大巡抚的臂助。可是，马德却十分地清楚，这些被调走的官员，虽然表面上都是他的属下，可绝大多数都是有着自己的“思想”，不会轻易受人摆布的人。就比如说施世纶吧，再给马德一万个信心，他也没自信能让这位老兄老老实实地听自己的话；还有玉恒，虽然也有些交情，可是，这位前任的顺天府尹自从索额图玩完之后，就再也没跟过谁，只会真正忠于康熙；陆珑琪就不要说了，这可是大清官，而这年头只要是清官，就不必说别的了！
而除了这三个地位较高的，刘应夏倒是比较听话的那种，也有可能成为马德的忠心下属，可他却被调到了贵州；张楷和李鳞虽然也有跟他结党的可能性，可是，这两位一位被调去当江南道御使，一位当了江苏通政使，在江苏那个大腕云集的地方，还稍嫌不足，顶多，也就是为马德日后出任江南总督在江苏省打一下基础，可是若想搅风搅雨，那可还差着一截子呢。
而亲近的官员一下子被调走那么多，人们在怀疑康熙这是在削减马德臂助的同时，自然也有人想到了这是康熙在为马德日后升为江南总督铺路。不过，这些人在盯着马德一段时间之后就没什么兴趣了。因为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马德依然还是当着他的安徽巡抚，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不少地方官员跟在他手下干活的力气更足了。因为，张楷、李鳞、刘应夏等人的例子已经充分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跟着马德升官快，而且升得高。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康熙四十二年。清代有一条规矩，地方官一般不得在地方上任期太久，以免盘踞而成势力，而这个任职的期限，一般为六年，也就是说，康熙四十二年的时候，距离马德在安徽的任期即将届满就只剩下一年了。就在这个时候，当大多数人还没有开始考虑如何应对马德即将调任或者升官的事情的时候，康熙终于下旨将马德任命为了江南总督。
而不等人们对此做出什么反应，康熙又颁布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在众人反应过来之前，完成了各项人事调整。
首先，四名上书房大臣没有什么变化，佟国维同时兼任兵部尚书，马齐则取代了他内务府总管一职，高士奇和张廷玉同列文渊阁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高士奇兼礼部尚书，张廷玉为吏部侍郎并掌南书房日常事务；除了这四大巨头之外，李光地原职不变，仍任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兼大学士；户部尚书陈廷敬告老，康熙出人意料的没有任命朝中人，而是找了一个老臣吴佳谟，大大寒了一下户部侍郎陈锡嘉的心，不过，这还不算，康熙还重新任命了一位户部右侍郎尤明堂，使得陈锡嘉在户部的力量进一步缩水；除了这几项任命之外，阿灵阿被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并议政大臣之职，同时，恢复镶黄旗满洲都统职位；另外，刑部尚书依然是王渔洋，只是除了那个金玺之外，他身边又多了一个施世纶；工部尚书为王鸿绪；……完成册封朝鲜王储任务的揆叙被任命为了都察院右副都御使。
这些任命使得清廷内部又热闹了一阵子。不过，中央闹，地方上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陈潢被任命为河道总督的事情被马德升任江南总督的消息盖下去了不少，并没有惹起太多人的注意。
而在这两年间，东北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白晋不愧是个神甫，与后世的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完全不一样。他大发“善心”，为费老头找来的，确实大部分都是难民。不过，在费老头面前，这些西洋来客依然被榨出了不少的剩余价值。
而这其中最有用的，莫过于一种栗色火药了。
栗色，顾名思义，就是火药的颜色不再是黑色，而是栗色。这种火药是由那位化学老师特纳和费老头手下的几位工匠一起制成的。当时，费老头为了加大火炮的射程，要求他们一起研制一种燃速较慢的火药。于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他们通过降低制造火药所用木材的焙烧温度制成棕色木炭来代替黑色木炭，同时，又将火药配方中的硫磺比例降低，然后，他们又用在费老头的诱导下利用连通管原理，制成的一种简易水压机将火药压成高密度、单孔或多孔的藕形火药饼，再经低温烘干，制成火药。这种火药，使得费老头制作大型长射程火炮的希望变成了现实。
而除了这些，在这康熙四十二年，费老头的对某些潜在敌人的阴谋也开始显效了。
首先是在朝鲜。
朝鲜国王李焞虽然请求清廷册封淑嫔之子为王储，可是，这回他的表章却并不像以往一样只是在清廷走了个过场，康熙也并没有如他所愿，而是指出“长幼有序，礼法不可废”，不同意他的请求，同时，不经过他的同意，直接下旨册封张禧嫔之子李昀为朝鲜王储，这使得朝鲜内部产生了一次不小的乱局。
而趁着朝鲜君臣都把注意力放在清廷以及王储身上的时候，费老头在朝鲜找了一些商人为代理人，大肆低价朝朝鲜的那些粮商倾销奉天粮食，同时，又以比平价高出一点儿价格收购朝鲜百姓的自产粮。如此一来，虽然表面上赔了，可是，他却正在一步步的蚕食着朝鲜的粮食市场，到时候，只要他一句话，朝鲜将全国饿肚子。
同样的阴谋也正在日本进行着。
不过，相比较起来，在日本进行的“投资”可就大的多了。
因为打日本主意的并不只是费老头一个。
费老头玩的是粮食，莫睛则是玩的纺织品和其它各种商品。在建立了自己的纺织厂之后，莫睛并没有急着向关内开拓市场，而是首先把目光定在了日本。而且，她一边倾销着各种毛纺织用品，一边还手拉晋商和费老头，大肆朝日本贩卖奢侈品和生活用品，同时在日本疯狂的搜刮各种贵金属，金、银、铜，一样都没少弄。
而她的这种举动，也同样的不是自己出面，也是在日本找了代理人，有几个还是一些特权商人，这些人在大阪都有着不低的地位。而此时日本的情形，也大大有利于莫睛他们的这些动作。
德川幕府建立后经过这么多年，又经过了几十年前天草四郎领导的岛原之乱，幕藩财政极其困难，武士浪人的背离情况也十分严重。前些年，四代将军家纲在位时，为了解决这些情况，借口对各藩大名以及旗本整饬纪律，判处“改易”、减封、没收俸禄者达26件，节省俸粮80万石。而家纲去后，接位的五代将军纲吉老兄更狠，没收大名以及旗本等贵族俸禄四十六次，为幕府省了万石禄米。
然而，在他们这种“武断政策”下，许多失去领主的陪臣武士生活无着，不得不沦为失籍浪人。不仅使得幕府所在的江户连续发生了数次由浪人主导的反幕事件，而且，江户城内各处“游侠”(旗本奴、町奴)闹事也成为了让幕府头疼的一大问题。
而那位五代将军纲吉除了罢官、降职以节省钱粮之外，还采用了其他的政策。他罢免了贪污专权的大老酒井忠清，打击门阀势力，先后任命近侍牧野成贞、柳泽吉保为侧用人，整顿幕府机构，制订礼法，实行将军集权**。而且，由于尊重儒学，纲吉还任用木下顺庵，获生沮株等儒者，表扬地方上的孝子节妇，罗致室町时代以来有名门家世的人世袭“高家”之职，企图用儒家思想和繁文缛节来纠正武家政治积弊。但是，他依靠三纲五常的说教、仪式、服制的文饰，却并不能解决这些政治经济问题，相反，由于形式化的礼仪需要庞大的耗费，反而使得幕府财政进一步困难起来。另外，纲吉不仅热中于朱子学，还迷信佛教，听信僧侣愚弄。由于僧侣说他没有子女是前世多杀的报应，须切戒杀生，尤其因纲吉生于戌年，所以要特别爱护狗。于是，纲吉为此颁发“爱护生类令”，百姓因杀伤狗及其他禽兽而被处死刑、流放的不断发生，终致大家不敢养狗。这还不算，纲吉还向百姓征税，建立大批狗舍来收容野狗，以致江户郊外的狗舍居然达到了四万多只。气得百姓纷纷在底下驾纲吉为“犬公方”(狗将军)。
这么多的问题，再加上幕府**，奢侈成风，财政失调进一步严重，德川纲吉只得任命“勘定奉行”（官职）获原重秀改革财政，可这个获原重秀却并非什么大才，他利用职权，听凭特权商人建议，居然在改铸货币时降低成色，虽然使幕府获利达500万两，暂得弥补财政。可是，这个做法却使得币价大跌，引起物价高涨，民不堪苦，幕藩财政更加困难。于是，纲吉不得不再次增税乃至以“征借”为名，减低陪臣武士俸禄。但这种做法也是有限度的，幕藩只得用贡米作抵当，向京、阪商人借款。家臣武士更艰苦，武士靠副业维生的愈多了。
如此这些，由上而下，经过各级贵族和商人的加压，又重重的扣在了日本各地农民、以及城市平民的头上。这些人的生活愈加艰苦。
而日本这种上下两极的严重分化，使得莫睛的廉价毛纺织品也十分畅销，各种走私活动在不少收入减少的大名私下支持下也是进行的如火如荼。
不过，这些都只是“小问题”。日本真正的大问题是出在北方，北海道。
北海道在后世就是日本的农业中心，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松前恒介自从有了强大的靠山之后，按照于中的吩咐，开始派人在日本的其他地方大肆招收百姓到北海道开荒，同时还招收武士到松前藩效力。由于他的条件是提供一年的粮食和种子以及相应的土地，还有较低的税收，大批生活困苦的日本百姓顾不得关于虾夷地荒凉的传说，开始向北迁移。同时，失去武士地位的浪人，或者生活困苦无依的武士也开始朝着北海道进发。而这种事情在进行了一年之后，松前恒介又派遣一些原属本州以及其他各地的百姓或武士回到原地，将北海道的事情来了个现身说法，使得“北迁”的情况愈加热烈。
而这件事情在开始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已经被幕府和各地贵族所察觉。不过，虽然怀疑松前藩为何突然有了这个本钱，可是，由于开始的时候这种情形只不过是几个，几十个的北迁，并不是很严重，又能够稍稍减轻一下自己辖地的压力，所以，幕府和各地大名并没有“小题大做”，后来虽然情况稍严重了一些，可是由于贿赂到位，依然没有惹起太多人的在意。可是，到了康熙四十二年的时候，德川纲吉就已经不得不重视这个松前藩了。
当初德川家康统一日本的时候，为了限制各地大名游离于中央之外的势力，曾强令许多大名搬到江户居住，并且年年进贡，而且还时常转封或者借故罢黜一些大名，就像前几年的浅野家，因为一个不成材的子弟而被连根拔起。而松前藩由于一直只是个偏远小藩，又没有多大的势力，所以，并没有执行这条命令。然而，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一个辖下只有不到两万人的小藩居然变成了一个有十几万人，拥有武士、浪人两千五百多人的大藩，幕府就不得不要求松前恒介来“履行”这条禁令了。
如果放在以前，松前恒介如果听到幕府的这条命令，肯定会在倍感荣幸的同时感恩不尽，可是，现在不同了，松前恒介此时的底气已经十分地硬了。
面对德川纲吉派出来的侧用人柳泽吉保，这位松前藩家主不仅一口回绝了幕府将军的命令，还将这位傲气十足，一到地头就指指点点，要求这要求那的钦差给轰出了北海道。
于是乎，消息传到江户，德川纲吉大怒，命令先前被他罢职的大老酒井忠清带兵五千，同时命令松前藩附近的安东藩、津轻藩各自出兵一万，往剿北海道叛逆。
可是，酒井忠清的军队到达津轻藩的地域的时候，德川纲吉的命令又一次传来，这道命令可不是催促酒井忠清，而是让他暂停进军。
原因，则是因为德川纲吉接到了两封信。
这两封信，一封是来自他们称为清国的理藩院的国书。国书上面，清国理藩院尚书费迪南一方面表示了对幕府将军德川纲吉的“久仰”之情，同时，还表达了希望能与日本幕府和民间加深了解，建立更深一层次的往来的要求；另一方面，则隐隐地提出了对日本与朝鲜关系的质疑。费迪南在信上声称，清国身为宗主国，发现朝鲜多年以来一直对中国怀有敌视之意，并有不轨之图，更加得知以前朝鲜曾经欲图与日本联兵侵犯中原，虽说此事并未发生，可是，日本与朝鲜每年互派使节，并互赠丰厚的礼品，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两国不是世仇吗？……而随着这封国书到来的，是极为丰厚和华美的礼物，以及一把锋利的宝刀。
而另一封信，则同样是来自清国，出自满洲水师提督于中之手。这位于提督也是先表示了自己的“友好”，接着，又向德川纲吉表明，在松前藩的领地之内，他购买了一块“小小”的土地，做为自己军队的驻歇之地，并且，应松前恒介的要求，他还奏请清廷授予松前恒介为北海道守备一职。虽然这么做他并没有提前征求德川纲吉的同意，可是，身为幕府将军，德川纲吉有“包容本州岛”的肚量，想必不会介意这点儿“小事”。同样，这封信也附带有丰厚的礼物和有着某种象征意义的武器。
就是这两封信，让德川纲吉和一干手下不得不紧急制止了酒井忠清的剿逆行动。
整个幕府的高层都紧张起来。
而与此同时，驻扎在石狩湾的满洲水师五千部众，也开始准备迎接从海参葳开来的水师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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