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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以后，老舍已很少写小说，更很少以北平为背景写长篇小说，那需要投入全部的力气，也要有好的主题。
而抗战以来，丰富的生活与经历，在城市、农村，在前线、后方，以及在大西北劳军途中所见、所感、所闻、所思，自己身上发生的深刻变化，都在准确理解和把握人物的基础上，赋予了那个时代环境下具体的一个个逼真形象。
老舍这么一个最厌恶战争的人，现在也得高喊一声“杀杀杀”，经历一段精神裂变与洗礼。但作者远比其他作家伟大的是，他并不到此为止：将来，假若我能再见太平，我必会忏悔！
人与人是根本不应当互相残杀的！现在，我可决不后悔。现在，我们必须放弃了那小小的人道主义，去消灭敌人，以便争取那比妇人之仁更大的人道主义。不仅要杀日本侵略者，连同汉奸、伪军，“该杀的人很多”，以及我们的习惯、思想、态度、精神等等：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
另一方面，瑞宣在日本人死亡时也会哭，因为“敌人也是人”。
而一旦日本人投了降，无辜的日本老太婆，也在战争中丢了年轻一辈亲人的孤独者，属于一个民族、但思想已经超越了国家民族界限的老邻居，瑞宣他们却并没有发泄、报复——普通百姓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不该承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罪过。这也是人道主义的一个方面。相反，曾经信誓旦旦，说日本一战败，就好好收拾收拾北平的丁约翰之流，倒是另一种形式、容易忘记历史的“洋奴”，他得知日本投降后，不是对战争进行总结、反思，而是首先 想到“我上英国府去”。
一次长达八年的战争，即使我们胜利了，也一定会胜利，死了多少人，对侥幸活过来的人来说，有多少亲人一个个离开了，那胜利又怎 样呢？
“胜利和失败有什么区别？胜利又能带来什么好处？胜利的日子应 该诅咒，应该哭。”更应该总结、反思，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找差距。
《四世同堂》里那些负面形象，冠晓荷、李空山、大赤包之类，身上的缺陷，有些是人性中本有的，绝大多数却是后天养成的。从这里，能找到我们民族在太平日子里难以发现、挖掘的弊端，即我们精神、思想、习惯、欲念……里的“垃圾”。
这样，通过写作不朽的家族小说和描述历史状况，就展示了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
具体的承载人有瑞宣、瑞全和钱默吟，他们身上都活着作者自己的影子。特别是瑞全，逃出北平，经战争和生活的磨练后，对土地和民众有了新的认识。老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和体验，里面的人物才有了活的依据，写出了战争对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消极影响。
但刻画得最成功的第一人物还是瑞宣，他不仅含了作者的影子，更多的是胡絮青的影子，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
因为其中的许多心理与思想冲突，就是胡絮青的。
本来，以这样一个男人，尽鼓动别人走出去，抗日，自己却就是不能离开，甚至连弟弟瑞丰，都鼓动他离开，留下的理由，却无非是比他单多出两个孩子，这理由就不很充分。可是，若将此心理当成是胡絮青的，一个知识女性的，就合情合理多了。胡絮青一定向作者讲述了她当时许多的心理活动细节，这是老舍形成瑞宣这个人物最坚实的基础。
此后，战时北京日常生活的生动缩影，侵略者的残暴，亡国奴悲惨处境，苦难和斗争，短短几年内，一个小胡同的人，砍头的砍头，活埋的活埋，自尽的自尽，坐牢的坐牢，饿死的饿死，多少家破人亡的事，所有 ：嘉乏？世同季节性节日和地方习俗，也就有丁落实，有一个“眼睛”始终在帮作者观察、注意、补充。应该说，《骆驼祥子》是一个高度，《四世同堂》是又一个高度。无论思想，还是艺术，都堪称杰作。
它的生活的广度与深度，人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结构的开阔而宏大，透视生活的敏锐眼光与批判力量，气概之非凡，都是以前作品所没有的。“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故事通过一个典型的胡同，里面住着三教九流的人士，绘出战时日常生活全景，他们为生存所作的种种努力与冒险。却并不直接表现战争与日本人，只是提到或论及，让他们起催化剂作用，引发出病态社会的种种问题，比如：面对蛮横自大的技术强权，几千年传统和文化有什么用？如何达到一个人道的社会？
着重写一个象征着传统理想的中国，未被破坏的“四世同堂”的祁家，有个守旧的老人，和三个道德取向各个不同的孙子。
老大是中心里的中心，为表孝道，不能尽忠报国，始终在两难中犹豫、彷徨、羞怯，以其不能行动产生的负疚感，贯穿全故事。后来觉悟了，开始搞地下工作，却晚了，战争拖了八年。也正因为中国多是这样的人，后来是在世界各国帮助下，才迫使日本人投的降，而没有像苏联人那样勇敢，全民抗战，仅用五年，就一直打到德国本土上，给侵略者狠狠的教训。
老二少受注意，刻画得不够生动，是一个受妻子影响，没有道德脊梁，投机而趋炎附势的人。本可以与一家人呆一起，但由于他的懦弱和巴结当权者的**，导致最后的死亡。
老三是新一代的代表．杀死了一度爱过、沦为汉奸的招弟。
由此辐射到邻居钱家、冠家等胡同里其他人家的诸多表现。通过反讽和有感**彩的细节，描写了每个人的私生活如何被日本人的压迫所损害的过程。
这种故事结构，要求作者像写戏剧时一样，以明晰笔触，将人物的优点、缺点个性化。以气节划分爱憎，对汉奸进行鞭挞，对守士进行赞美，对普通人，尽管都有这样那样的弱点，无不怜惜同情。
夏志清曾对此批评道：以尖锐的善与恶的两极分化刻画主要人物，把人物和故事定型化，“对所有的汉奸、通敌者都受到惩罚和可耻地死去这一原则的机械运用”，使得小说的故事结构有机械呆板之嫌。“睢一可信的人物（当汉奸们被夸大地讽刺的部分，英雄钱默吟则变得浪漫化了）是祁家的成员，他们在极端屈辱的处境下仍努力保持爱国热忱。”王德威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理由，认为：尽管恶人不能幸存，但许多其他重要角色也死于疾病、饥饿，甚或意外。每当面临非理性的处境和生活的荒谬时，老舍以反讽来处理它们。所以，虽然“几乎未能避免说教的章节和情绪化的插入语”，“但是，这个事实不应该妨碍人们去注意老舍在给定的模式上力图营造的变化；也不应该忽视他想做的事与作品的实际效果之间常有的张力”，“推出了一个庞大的人物阵容，并概括了几乎所有他此前作品的主题”。
确实是的。可以说，老舍在创作时，尽量避免了说教的意味，并不有意教人应该怎么做，而是给我们机会，参与到人物命运中去，给人启示：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权力，决定如何在社会中生存，以及如何对任何给定的社会秩序做出反应。
其意义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沦陷区城市生活的作品本少，有着如此深广社会内容的巨制，展示了无疑服务于教化目的的如此多样性的人物，更无第二部，填补了空白，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
《四世同堂》的语言，炉火纯青，新奇、生动、亲切。随便打开书，翻到哪里都可以读下去，看到一种真实的画面与景象。就这点说，能与之一比的很少。
在巴金的《家》中，表达了一个主题，青年人是出走的，也就从整体上否定、背弃了“四世同堂”式的家。
老舍笔下则不同，家是可维护、可改良，不可否定的。这比巴金就深刻、成熟了许多。
结尾处，死了多少人以后，“垃圾”也都去了另一个世界，祁家约齐街坊，庆祝战争结束。而那个祁老人也还活着，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起风了”，暗示了一个段落结束，另一个段落的即将开始。
《四世同堂》前两部六十七章，出过单行本，第三部完成于美国，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曾在上海《小说》连载，至八十七章突然“终了”。直到1979、1980年-别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也只有以上八十七章。最后十三章的原稿没有。1981年，胡絮青意外得到老舍在美国期间翻译的英文缩写本，由马小弥译为中文，才以近似的原貌与读者见面。